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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精神与北京大学

2020-02-22 点击:722

摘要:初步探讨了西南联大精神的丰富内涵、文化渊源和现实意义。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历史,也是未来。特别是在世界走向“多元融合”的今天,西南联合大学的合作精神和祝愿他人和自己都好的精神更值得发扬。

关键词:西南联大精神;北京大学;多元一体化;大同世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背景下形成的一所特殊大学。在国家毁灭、家庭毁灭的极端艰难环境中,西南联大师生以国家为己任,坚信正义必胜,抗战必胜,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有崇高的责任。他们用“在中国发展,依靠优秀人才”的原则鼓励自己。他们团结合作,致力于学习,走在路上,追求真理。他们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吸引了国内外的关注和研究。自西南联合大学结束70多年以来,它的声誉不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响亮。国内外学者对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涵进行了探讨,希望西南联大的精神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为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西南联大校友马识途先生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一直在思考西南联大为什么要为西南联大服务。大会的精神到底是什么?”[1]

西南联合大学的精神展示了中国大学生的勇气和品格。

西南联合大学的实体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精神依然辉煌。人们以非常丰富的方式表达了西南联合大学的精神,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大会在名义上不仅是一所联合大学,实际上也是一所大学。然而,联合国大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三所大学的当局、同事甚至同学们具有真正的合作精神。”“联合国大会之所以成为联合国大会,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真正的合作精神,也因为它能够真正吃苦。”(陈,1943)2]

二,“三校同甘共苦的精神,对民族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联合国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的。容纳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则,它就无法持续很长时间。同时,我们应该有期待他人进步的精神,每个人都应该相互竞争,不仅希望自己幸福,也希望他人幸福。”(刘石平,1946) [3]

第三,“九年的合作是最幸福的事情。其他大学在困难中坚持不了多久,而这三所大学流亡了九年,甚至一起迁移和注册。”(胡适,1946) [4]

第四,“让我们想想我们在昆明的同事八九年:在勉强的情况下,勉强的结果主要依靠三校之间的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将来还会存在。为了未来的成就,本着原来的精神,通过相互合作,每所学校都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梅贻琦,1946) [5]

第五,“在北移中,三所学校的师生仍在共同发起.一是展示过去八年来的全面合作精神,自始至终,互助互让。”(梅贻琦,1946) [6]

第六,“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八年里,最宝贵的东西是奉献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以及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所学校之间都是如此。”(郑天挺手稿,郑克扬等主编,2000) [7]

第七,“西南联大师生继承和发扬了”patr精神

第十二,“西南联合大学”是不可复制的,但其“走在路上,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郭建荣,20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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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精神的核心:从人和事的顺序来看,我们发现西南联合大学精神的理解和表达与时代的变迁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各有侧重。今天的研究者关注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那些经历过沉重负担的人更强调合作、团结和患难与共。然而,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没有被提及。这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爱国主义”对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它融化在血液中,并付诸行动。至于民主和科学,他们也实践过。当人们沐浴在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的环境中时,他们对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没有特殊的感觉,因为它们“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人们不需要互相解释和解释”([14)。马识途的话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这种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可以说融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师生的灵魂。不管老师教什么和研究什么,学生学什么和生活什么,人们在学校事务中做什么和参加什么社会活动,都是本着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尽管大会由三所大学的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主持,但教学总政策尊重教授会议的意见。关于学生大多是由学生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负责。“[15]

民主、自由和科学的学校环境是每个人的理想,但理想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事实上,“三所不同历史和学习风格的大学能否团结一致,坚持到底”是他们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1943年,参与筹建长沙林大、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先生写道:“我去湖南省教育厅问朱敬农先生,我是否可以搬到长沙圣经学校,因为我不能住在旅馆里。朱老师告诉我,虽然圣经学校已经被指定为琳达的所在地,但是琳达是否能够成立还是一个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当时不仅朱先生无法预测琳达能否成立,连普通教育界,甚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同事也怀疑琳达能否成立。因为这三所大学不仅历史、环境和学风不同,而且由于资金的控制、课程的分配等诸多问题难以解决。“[16]

在以国家灾难为先导,以国家为学校,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逐一解决了这些难题。当然,这并不容易。看看只有西南联合大学合作了九年,抗战结束了。以至于当提到“大会”时,人们会想到“西南联合大学”。除了“西南联合大学”,似乎没有联合大学。事实上,“七七事变以来,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合并,使教会大学或计划合并成一所联合大学的,不仅仅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三所大学。然而,有些在合并后已经分离,有些从未合并过。只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是一所联合大学。因此,“联合国大会”这个名称现在已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独特名称。”[17]与一些大学不同,“结盟但不和”的结果是“昙花一现”[18)。由于团结不容易,大会人民更加珍惜这一点。

“合作”需要条件,主要是人,关键在于领导。崇高的目标和中心思想是通过可操作的具体细节来实现的。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是西南联大的领导人和常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他们有能力开拓新思想,吸收兼容的西方文化,有多年的大学管理经验,并充分意识到民主、科学、包容和自由思考的学校环境对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已经为此尽了最大努力。蒋梦麟认为,合作不能勉强实现。在我们合作之前,我们必须相互理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三所学校是“专家”。抗战前,“三校”的观点和做法是相似的。许多人是熟人。”[19]三个常委不仅相互理解,而且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教育理念。梅贻琦认为:“对于学校管理来说,我们应该遵循蔡觉民先生的包容态度,来完成学术自由的使命。”20]蒋梦麟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任职多年,但他知道自己会观察校长许,保持学术自由的氛围。”[21]张伯苓立志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伟大事业,培养出一大批勇敢、果断、有远见、有事业心的青年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教师和学生应该在能力上进行合作,寻求学校事务的共同发展,培养团队精神。”22]知行合一,所以有陈先生对说:“我们三位校长之间的合作精神随处可见。”。我们同事之间,甚至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精神也随处可见。同事之间,这几年来的秘密,已经超出了所谓的学校和学校的界限。在最初的三到四年里,北京大学的清华和南开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在食宿方面没有差别。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几乎只有“连字符”的学生,但没有三所学校。至于师生关系,可以说六年来一直很和谐。“[23]

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在第132次会议上,联合国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聘请郑天挺先生为大学总经理。“[24]郑天挺来到南非后,想集中精力学习,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他一再拒绝并拒绝接受。因此,为了“避免造成学校之间的冲突和影响合作的局面.他不得不牺牲自己”,并担任大会总务主任一职。1940年中期,战争迫在眉睫,教育部命令西南联合大学为迁往四川做准备。为了视察学校场地并为搬迁做准备,它开始推荐候选人,只考虑谁合适,而不是它所属的学校。然而,当后来发现这六个人都来自北京大学时,就不合适了。郑天挺随后与蒋梦麟谈到“最好是三所学校共同承担搬迁的责任。因此,常委会会议决定“接纳孙梅、子健和戴震入川”,三所学校各派一人。1940年下半年,一些教授对梅贻琦表示不满,讨论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学校行政官”,以提高学校的行政效率。梅听了很不高兴,她有听天由命的意思。郑天挺认为,“如果岳汉国辞去委员长职务,他的继任者将是孟。如果他仍然用俞做总务长,用隗嚣做教务长,而今天他只是秘书处长,那就相当于北的三所大学。这绝对不可能。”25]由此可见,行政长官郑一直在考虑三校合作的问题。由三所学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和平而不同”,创造了一个奇迹。

联合国大会的核心属于国家、合作与宽容以及精神

当我谈论过去的时候,我会想到新来的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沿着资本扩张的道路,一种强大的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张,导致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霸权主义。由此造成的各种危害逐渐显现出来。西方学者反思道:“我们征服自然、让自己更舒适的反常而狂热的冲动已经污染并威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现在是时候从这种偏执中清醒过来,反思我们的根本问题了。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27]出版作品如《塞莱斯廷预言》 《帝国》,希望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自觉”,即“每个文明的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的文明,都应该有“自知之明”。”“在‘自知’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己文化的关系。”然后实现“美国和美国,世界是一个民族”的[28],即包容每个独立国家,但高于每个独立国家的“一个民族社会”的[29]。然而,这需要东西方思想的融合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30]才能产生新文化。

目前,世界的大环境是各种文化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接触和融合”[31。你有我,我有你,走向“全球化”;发展趋势是“合作共赢”和“同一个世界”。人们的理解会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将开始反思过去,并进入“文化意识”。因此,人们发现“人类不仅有竞争和毁灭的本能,而且还有通过‘善良’和合作生存的本能。“也许只有当“最后时刻”接近深渊时,人们才会被迫探索合作的方式。[32]世界格局的“多样性和一体化”已经显露出曙光。费孝通先生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理想是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应该互相冲突,而应该互相协调。这需要培训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北京大学有这样的传统。自五四运动以来,它在近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她首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她主张包容,求同存异,反对霸权,控制他人;她倡导一个和谐的世界,《[》第33集:“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我们无法逃离的地步。自然,它会顺应时代的潮流。”[34]所以中国的智慧被表达出来了。秘书长习近平提议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个“一带一路”倡议。一个人希望他人是好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因为人们希望“结束权力不平等国家之间的冲突,确保国家之间的平等”。可以预见,中国的智慧将引领人类走向互信互助、交流互鉴、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通往“同一个世界”的共产主义道路。

学校的使命是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应该关注“如何培养21世纪的人,他们善于和平共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里并肩前进”。因此,合作、宽容、利己和对他人抱有希望的精神正是今天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费孝通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不仅要继续培养蔡元培时代兼容并包的大学生,还要联系当地五千年的历史,虚怀若谷。”《[》35]我认为这是费老对所有中国大学或所有学校的希望,决不仅限于北京大学。(作者:郭建荣,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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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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